阳台的君子兰叶面有薄灰。
我拧干抹布，一片一片擦，像给它们抛光。
玻璃门映出我弯着背的样子——一个标准的好丈夫姿势：围裙，拖鞋，袖口卷到手臂中段。
门铃没有响。
家里安静得像图书馆。
玄关的地毯上歪着她那双细跟高跟鞋，鞋尖微微朝外，像刚走过一条看不见的走廊。
沙发缝里卡着一枚袖扣，银色，刻着“Z”，边缘打磨得很利落。
我把它放在掌心里，凉意从皮肤一直抵到胸口。
“你回来了？”她从卧室出来，丝质睡袍，头发刚吹到半干，发梢还滴水。
她看到我，看到了袖扣，停了不到一秒，便笑：“下午他们来聊项目，估计落下了。”
我把袖扣放到电视柜上，像把一粒小石子摆在河岸。
我点了点头，没追问。
夜里失眠，我背对着她躺，数君子兰的叶片。
门外没有风，卧室的风铃偶尔唯一声，像有人轻敲骨头。
“你稳当，像个锚。“那是她最初说过的话。锚的工作就是不停地下沉，把船拴住。我想，我是认真做了很久。可一枚袖扣能把整片海底搅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真正想守住的，也许不是她，而是我关于自己的叙事：老实人、可靠人、不问事的人。
第二天，我在她换下的风衣口袋里摸到一张酒店房卡。
塑料边缘有一道指甲划出的细痕。
我把卡放回去，手心出汗，汗里有洗衣液的味道。
那晚我在客厅和卧室，各自装了两根“香薰棒”——针孔摄像头。
装完，我坐在茶几前的矮凳上发呆，茶杯里浮着一圈茶垢。
我心里说：要是没什么，就拆掉，跪下认错；要是有……我没往下想。
我只出差了三天，便提前回家。屋里干净到没有味道。我取出内存卡，关掉音量，看那部“黑白片”。
我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们的家，熟稔地换鞋，像是另一个男主人。
我看见他们在沙发上，在地毯上，在我们结婚时买的那张大床上，用各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姿势纠缠。
我甚至听见她在他身下喊：“射外面，别射里面！我可不想再打胎了。”
打胎？这个词像一把冰锥，刺穿了我的耳膜。
第二天晚上，门再次被打开。
进来的是他们单位的周科长。
他几乎是粗暴地将她按在门后的墙上，撕开了她的裙子。
他拽着她的头发，让她跪在地上，像对待一个毫无尊严的奴隶。
而她，没有反抗。
在周科长的蹂躏下，她的脸上反而出现了一种奇异的、混杂着痛苦与享受的潮红。
等到画面里的人散去，我才意识到——我不是在抓奸，我在凝视我自己：一个把真实交给摄像头保管的人。
“你看到了？”她后来坐到我对面，点了一支细长女式香烟，烟火停在她下唇的阴影里。
“看到了。”我用拇指揉着茶杯把手，像在打磨一枚旧章。
她问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我没说话。
我的身体先说了实话——心跳不稳，喉咙发紧，像被人拎着后领扔到水里。
但除了愤怒与羞辱，似乎还有一种更隐秘、更黑暗的情绪，在我心底蠢蠢动。
她看着我，露出一种奇异的慈悲：“别离婚。”她凑近了一些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，“我们换一种活法——一种更‘真实’的方式。”
“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，”她直视我的眼睛，坦诚得可怕，“每一个细节，每一次我是如何在外面被人当成玩物。我会把这一切都分享给你，看着你因为我的堕落而兴奋。而你，将成为我唯一的、真正的观众。这才是我们之间，无可替代的、至高的欢愉。”
我把目光移到阳台。
君子兰的叶脉清清楚楚。
那一刻我知道，锚不是铁制品，锚是一个故事：关于“我不动”的故事。
她把它拆了。
而我，竟然无法拒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