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夜晚之后，妈妈那副紧绷的盔甲似乎变得更厚，也更冷了。
她的生活，陷入了一种近乎于苦行僧般的、严苛的自律之中。
她不再梦游，也不再说梦话。
她只是睡得越来越少，常常我半夜醒来，还能看到客厅的灯亮着，她一个人，坐在灯下，或者看书，或者对着那些画满了流程图的纸张发呆，像一尊不知疲倦的、用来看守黑夜的雕像。
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哑巴。
它不再响起。
那个儒雅的吕叔叔，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遥远、高级的世界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从我们的生活中，彻底蒸发了。
那些曾经准时出现在门口奶箱里的鲜牛奶，消失了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我熟悉的、需要用开水冲泡的、带着一股甜腻味道的麦乳精。
那些崭新的、带着墨香的课外书，也不再出现。
我的书桌上又变回了只有课本和那几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。
生活，仿佛被打回了原形。回到了那个夏天之前，那个清苦、封闭，但至少是安稳的、属于我们母子俩的世界。
但只有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妈妈的身体，开始以一种沉默的方式，发起了抗议。
她开始频繁地头痛，家里的抽屉里，多了一瓶白色的、装着芬必得的药瓶。
她吃饭的胃口也变得很差，常常是扒拉几口白米饭，就说饱了。
她瘦得很快，那件米白色的风衣，穿在她身上，显得空空荡荡，像挂在一个单薄的衣架上。
工作，成了她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避难所。
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像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、繁重的劳动，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，从而没有力气，再去想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。
但很快，我发现，连这个她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，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
这种不一样，不是有人批评她，也不是有人给她使绊子。恰恰相反，妈妈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轻松了。
以前，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总是不固定的。
常常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，她才从单位里，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脑子的数据回来。
而那段时间，每天下午五点半，天还没擦黑，她就已经准时地出现在了家门口。
她不再需要加班，也不再把那些厚厚的文件袋带回家。我们家的那盏40瓦的台灯，晚上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起初，我还有些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她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。
但很快，我就发现，一个清闲下来的妈妈，比那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妈妈，更让我感到不安。
她有了大把的时间。
她会把家里本就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，拖上三四遍；会把我所有的衣服，不论新旧，都拿出来，重新洗涤、晾晒、熨烫、叠好。
她甚至开始研究起了各种复杂的菜式，照着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、名叫《家常菜谱500例》的书，尝试着做一些比如糖醋里脊、鱼香肉丝这样需要复杂工序的菜。
我们家的饭桌，前所未有的丰盛起来。但屋子里的空气，却前所未有的压抑。
因为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是没有表情的。
她只是在机械地、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，去填满那些突然多出来的、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。
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，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，只能徒劳地、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，在原地空转。
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，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，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。
虽然她很忙，但那时候的她，是有用的，是被需要的。
而现在，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人，拥有了大片的、无边无际的时间，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。
我能感觉到，她正在慢慢地枯萎。
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，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
妈妈正在厨房里，叮叮当当地做着饭。
舅舅把我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，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：“晨晨，你妈……最近在单位，是不是不顺心啊？”
我摇了摇头。
“那就怪了，”舅舅挠了挠头，脸上满是困惑，“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——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——他说，以前啊，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头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，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可最近这几个月，一次都没叫过。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”税改成果汇报“小组，也没让她进。老张他儿子说，现在局里最红的，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，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……”
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我只觉得，有一股冰冷的、彻骨的寒意，从我的脚底，一点一点地，爬了上来。
那天晚上，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，给“请”走了。
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走的时候，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。
我们家的空气，在那之后，陷入了一种更深的、令人窒息的寂静。
但奇怪的是，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寂静之上，我们家属院，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，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，突然变得喧嚣、嘈杂，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、荒诞，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。
那段时间，我的注意力，被这些接踵而至的、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。
第一件大事，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。
一天早上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刺耳的、“嗡嗡嗡”的电锯声给吵醒了。
我从窗户往外看，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人，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。
那几棵树，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，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，秋天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。
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人们都急了。
他们围着工人，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。
带头的工人，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，说这是“县里统一规划，创建文明卫生城市”，这些老树树根乱长，破坏下水道，而且遮挡光线，容易滋生蚊虫，必须全部砍掉，统一换成“美观大方”的冬青和灌木。
老人们说不过他们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、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，在一阵阵令人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。
那一天，我们家属院，第一次，完完整整地，暴露在了刺眼的、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。
第二件大事，是关于“网络”。
林海峰的爸爸，那个有钱的林老板，在我们县城里，开了第一家网吧。就在我们学校附近，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。
那地方，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，和所有家长的噩梦。
每天放学，都有成群结队的、穿着校服的男生，像着了魔一样，涌进那个挂着“冲浪E族”招牌的、昏暗的门洞里。
里面，总是传来激烈的、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。
林海峰，理所当然地，成了那里的国王。
他不再需要来学校，就能维系他的权威。
谁想玩最新的游戏，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，都得去网吧里，孝敬他几瓶可乐，或者一包红塔山。
而曾文静的爸爸，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，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、最激烈的旗手。
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，控诉网络游戏是“电子海洛因”，会毁掉我们这一代人。
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，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。
但这一切，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
那家名叫“冲浪E族”的网吧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而曾老师，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，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、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。
那段时间，我们县城，就像一个巨大的、光怪陆离的舞台。
砍树的，下岗的，上网的……各种各样的人，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、欲望和挣扎，匆匆地，在我的眼前，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。
我像一个贪婪的、初出茅庐的观众，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剧情，给彻底地吸引了。
以至于，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，我们家那片小小的、看似平静的舞台上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，无人观看的、更深刻的风暴。
妈妈依旧清闲。
那种被架空的、无所事事的日子，像一层厚厚的、不透气的青苔，慢慢地，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。
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，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。
她似乎……习惯了。
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、喧嚣的背景音之下，我们家的生活，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、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。
妈妈嘴上，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。
他的名字，连同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，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，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，彻底消失了。
她对我，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。
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，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。
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开始悄悄地，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从五点半，变成了六点。
起初我没有在意。
直到有一次，我饿得厉害，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。
她正坐在窗边，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，听到我的话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等天黑透了再做，凉快。”
我知道，她在撒谎。
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，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。
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那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奥迪车，都会准时地，从那扇大铁门里，缓缓地驶出来。
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，她是在等那辆车。
她想知道，他今天，有没有加班。
她从不承认。
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，她就会立刻站起身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走进厨房，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，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。
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，她脸上的那层冰霜，就会结得更厚，那晚的饭菜，也总是会咸得发苦。
我们家的电视机，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，彻底坏掉了。
屏幕上，只剩下一片永恒的、沙沙作响的雪花。
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，拆开后盖，鼓捣了半天，最后摇着头宣布，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，没得修了。
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。
她会在晚饭后，带着我，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、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。
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，路灯很亮，路面很宽，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
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或者县医院的院长，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
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，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、太爱显摆，但那段时间，她却一反常态地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。
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。
她自己什么也不要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她的步子很慢，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，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，来回地、不着痕迹地扫视着。
我知道她在找谁。
我们走了很多天，都没有遇到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们真的，“偶遇”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正走着，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，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，和一个我不认识的、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。
是吕叔叔。
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，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、冰冷的汗，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。
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，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。
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，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。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，然后转过身，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。
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
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，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、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。
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
“程蕾同志，”他点了点头，语气是那种纯粹的、领导对下属的客气，“带孩子散步啊？”
“……是，是啊，吕局长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，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您……您也来散步？”
“嗯，跟招商局的刘局长，随便聊聊工作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“晨晨又长高了啊。最近学习怎么样？那本《复活》，看完了没有？”
他记得那本书。
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，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。
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。
“还在……还在看。”她替我回答道，声音嘶哑。
“嗯，好书，要慢慢读。”吕叔叔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，又客气地对妈妈说，“行，那你们继续逛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他说完，就真的转身，迈开步子，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，没有多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
他就那么走了，留下妈妈一个人僵在原地，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、冰冷的雕像。
我看到，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、决绝的背影，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、彻底地熄灭了。
她只是牵着我，转过身，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她的背影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、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妈妈那所有口是心非的矜持，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，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“程蕾同志”面前，都显得那么的苍白，那么的可笑。
她输了。在这场无声的、关于谁先低头的战争里，她输得一败涂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