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后两点，窗外突来一阵风，阳台的花盆轻轻晃。
我坐在电脑前，把“项目纪要”整理成两版：明面流程版和底稿痕迹版。
后者是我的“防风带”。
我把时间、节点、谁说过哪句话、谁签了哪个字，一项项放进表格。
不是举报，是自保，也是把自己从“看客”拉回“当事人”。
电话响。一个陌生号码，声音平静：“最近的文化项目，请按程序发我们阅。”
我说：“好的。”
他停顿一下：“按最正式的程序。”
我说：“明白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对着屏幕的光深呼吸。
风暴并不吵。
真正的风暴在风眼里，安静。
此刻就像风眼。
我把每一份底稿都另存为PDF，放进加密文件夹。
U盘插入时，“滴”的一声——像按下一个看不见的“确认”。
晚饭她煮面。我递来葱花，切得很细。她说：“这两天，你像换了工作。”
“有点。”我把面捞起，汤蒸在我脸上，“我以前以为自己在管家务。其实这屋里最乱的不是地面，是叙事。我得打扫。”
她抬眼看我，没笑，把我的碗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这动作比任何话都稳。
我们都明白，张局长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。
但这风暴，对我们而言不是解放，而是警告。
它提醒我们，“社会剧场”的规则随时会变，演员随时会退场。
唯一不变的，是剧场本身。
我们不能再依赖任何一个“张局长”或“周科长”。
我们必须成为彼此唯一的、也是最终的共谋。
我整理的不是证据，而是我们的剧本，是我们共同经历的、那些浸满羞辱与快感的“圣餐”的记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