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拜五上午，我下楼买菜。
四楼拐角那块墙上多了一张纸。
不是社区贴的那种，是打印的，纸很白，字也不歪：代办签约咨询、代跑手续、搬迁安置，底下留一个电话，号码是新的，前三位是这个城市的。
我站在那儿看了两眼，掏出手机拍了一张，回屋在本子上添了一行：礼拜五，四楼拐角，小纸报，电话一个。
中午老秦在楼下跟我碰见。
“小储，你看见没。”他说，“四楼那张纸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前天有人上我那儿坐过一回。”他说，“一男一女，拎着个文件夹，进门就说，您先签，价格好谈。我说我那个房子我儿子管着，他们说那您给儿子打个电话。”
“你打了没有？”
“我没打。”他说，“我不着急。我这一片的老人都知道，急的都是让他们吓着的。”
“你儿子什么意见。”
“他比我还稳。”他说，“他说爸你别签，签了他们明天就改口。”
下午三点多，那两个人上了六楼。
他们敲的是604次卧的门。
我在屋里听见的：先是敲门，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说话很客气，客气到不像做买卖——“五分钟，就五分钟，我们进去给您把账算清楚。”
陶佳没开门。她把门开了一条缝，人堵在门里。
“房子的事我不做主。”她说，“你去问我们房东。”
“您就听两句。”
“我不听。”她说，“我上夜班，我得睡觉。”
门关上了。
那两个人站在楼道里又说了两句，声音更低。
我在门里听着，听见其中一个说了一句“她们这一层是房东说了算”，另一个说“今天先记着”。
过了两分钟，楼道里没声了，声控灯灭了一回；又过了一会儿，楼梯上有点响，是有人往下走，脚步很轻，走到五层那儿停了一下，才接着往下。
我开门看了一眼，楼道是空的。604次卧的门关着，门缝底下没有光。
我把这一趟记在本子上：礼拜五下午三点四十，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敲门十二分钟，没进去。
晚上陶佳上来敲门。
“哥，今天下午来了两个人。”她说。
“我知道，我听见了。”
“我没让他们进。”她说，“我在门口把那一句念了一遍。他们说了三回就五分钟，我说了三回一样的话。”
“你做得对。”
“他们走的时候说了句什么你听见没有。”
“没听见。”
“他们说明天再来。”她说，“哥，明天是礼拜六。”
“我明天在家。”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说，“我是跟你说一声，明天有人来。”
她说完就回屋了。她那句话说得跟她报班次一样平，从头到尾没一句多余的话。
礼拜五中午，她还去了一趟城里。
这件事她当天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我是礼拜六才知道的。
礼拜六早上八点多，她下了夜班回来，没进屋，先上我这儿来。
她手里捏着一张纸，折成四折，折痕都压软了。她把纸摊在茶几上。
是一张报名表。
表格上头印着“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报名表（高级）”，下面几栏她填得很整齐：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现岗位、工龄、已持证书编号。
最后一栏是空的，比别的行都宽，左上角印着四个小字：单位推荐意见。
底下有一行更小的字：本栏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。
“我昨天中午坐17路去的。”她说，“城南那个鉴定所，最后一站下车，往东走三百米。”
她说到一半停下来，把表上那几个字又念了一遍，念给她自己听。
“我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”她说，“门口那个牌子我看了三遍，我怕我进去说的是外行话。后来我进去了，窗口坐着一个女的，四十来岁。我跟她说我要报高级。”
“她怎么答。”
“她先看了我的证，说这个中级是今年下的，时间上够。她把表拿出来，用笔在最后一栏上敲了敲。”她说，“她说表得填全，单位意见那一栏盖不上章，表就不收。我说我自己干活自己考，为什么还得盖单位的章。她说这是规矩，你没单位就等，等到有单位。”
“你听明白了？”
“我听明白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一天在厂里，我算有单位；我哪天不在厂里了，我这张表就是废纸。”
“你怎么填的？”
“我照实填的。”她说，“我的证号那些我都记着。”
她说到“规矩”两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。
“我拿着这张表回来的。”她说，“回来的路上我坐在车上，把这张表看了三遍。我看的不是我的那些字，是最后一栏——那栏底下要盖章。我们车间那个章在他抽屉里。”
我没说话。
“哥。”她说，“我昨天晚上躺在那儿想了一夜，今天早上我想先给你看一眼。看完了我就收起来。”
她把那张表重新折成四折，塞进她那个帆布袋里。
“还有件事。”她说，“我今天早上被调了班。”
“调什么班？”
“从夜里调到白天。”她说，“八点到下午四点。组长早上在车间里念的，念完还加了一句，说谭哥说了，照顾你，你一个姑娘家天天上夜班不好。”
“他当着人说？”
“当着人。”她说，“早上八点交接班，我们那一片十几个人都在。组长拿着排班的单子念的，念完把单子往墙上一贴。”
“念完呢？”
“念完就有人笑。”她说，“有人喊了一句谭哥照顾你啊，还有一个人在台子上拍了两下手。”
“你怎么答？”
“我没答。”她说，“我把工牌挂绳往里塞了塞，就站在我工位那儿等开机。”
她说到这儿伸手把工牌从领子里拿出来给我看了一眼，又塞回去。牌上印着她的名字，后头跟一串工号，边角磨得发白。
“白班是好事。”她说，“我一个月多拿四十块，夜班津贴没了，可我能睡整觉。今天白天八点钟太阳照进车间，我坐在工位上，有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什么——我上夜班三年了。”
“中午吃了没有。”
“吃了。”她说，“食堂，三块。热的。我三年没在白天吃过热饭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高兴。”
“因为他给的不是班。”她说，“他给的是一个说头。他昨天晚上在车间里站着看我整理工位，站了有五分钟。今天早上他就让组长念了这个。”
她把话说到这儿，两只手在裤腿上贴了一下。
“哥，有个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昨天中午在鉴定所门口站着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要是那一栏不用盖章，我这会儿已经在车间里干活了。”她说，“可我后来又想，这一栏我早晚得填。这一栏不填，我这辈子就到这儿了。”
那天中午她回屋睡了一觉。下午两点多她起来，在楼道里碰见刚下班的叶柔。
叶柔手里拎着两个菜袋子，走到楼道口先往地上一放。
“你等我一下。”她说，“我手指头勒出两条印子。”
“你今天买多了。”
“我们科食堂发的。”叶柔说，“一筐西红柿，一人五个。我一个人吃不了，放冰箱里烂。”
她从袋子里摸出两个，塞到陶佳手里。
“你拿着。”
“我不要。”
“你拿着嘛。”叶柔说，“你要跟我客气，我明天就买一兜塞你门口。”
陶佳接了。叶柔弯腰去拎袋子，拎起来的时候又说了一句。
“你今天回来得早。”
“我调班了。”陶佳说，“以后白天干。”
“那是好事。”叶柔说，“我上过夜班，我懂——夜里两点那会儿，人站在那儿，心是空的。”
她拎着菜开门进屋了。陶佳站在楼道里，手里攥着两个西红柿。
“哥。”她回头跟我说，“她嘴上不饶人，手里塞东西。”
“她一贯这样。”
“我们俩住一个屋，我半年了，今天头一回接她给的东西。”
她把一个西红柿举起来看了一眼，才回屋。
礼拜六下午五点多，晓萌回来了。
她那趟车今天到得早，我下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在楼门口站着，一手拎着包，一手拎着一袋栗子。
“哥，我考完了。”她说，“题比上回难，可我没有一道是空的。”
她把栗子往我怀里一塞，自己先上楼了，走到五层又回头催我。
“我昨天在车上背了一路。”她说，“我今天考完出来，站在校门口那棵树下头把我的答案又默了一遍，默完我手心里全是汗。”
她上楼的时候在五层拐角那儿停了一下，看了看那片台阶。
“我上礼拜就是在这儿背书的。”她说，“有个姐姐从后头过来，跟我说了一句是索不是酸。我到现在都没谢她。”
“她今天上夜班。”我说。
“那我明天早上等她回来。”她说，“她要是不理我，我就说我是六楼那个背药名的。”
礼拜六夜里十点多，我上阳台去把晾着的毛巾收了。
604那边的阳台上有人说话。
我们这两家的阳台挨着，中间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板子，板子上头还钉着一截铁皮。
谁站在自己那一头说话，声音就翻过去，不用喊，也不用凑近。
她以前在阳台上晾衣服哼歌，我在这一头听得见调子。
今天她在打电话。
“妈。”
那头大概在问她怎么这个点打电话，她笑了一声。
“我今天白班。”她说，“我今天不困。”
“……我这边好，我这边挺好的。”
“你腰怎么样？上次那个膏药贴了没有？”
“你别舍不得用，我下个月再给你寄两盒。”
她说话的声音跟她白天不一样，软，调子往上挑着，句子也短，像隔着饭桌跟人说话。
她人是靠在栏杆上的，我看不见她，只听见她那一边的袖子蹭在铁皮上，一下一下。
“屋顶还漏吗？”
“……王叔去看了没有。”
“我寄回去那点钱你别都买药，你把屋顶修了。漏一冬就烂了檩条。”
那头大概是笑了，她也笑。她笑的时候鼻音重。
笑完她又说。
“枣树结得少没事，你别砍它。我小时候就爬那棵树。”
她说到枣树的时候静了几秒。这几秒里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，跟着那头大概说了什么，她答得很快。
“我吃得好。”
“……我在这边花不了多少钱，我一个月剩三千多。”
“妈，菜你不用给我寄，路上坏了。”
“……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停了一会儿，那头的声音大了一点，我听不见具体说什么，只听见她这边答了一句。
“我不回。”
她那句话答得很平，答完又补了一句。
“我明年上半年再考一个证，考完了我再看。”
“我不是不想回。”她说，“我回去了干什么？我们那儿没什么活。你跟妹妹要钱的时候我能给你们，我回去了谁给。”
那头没再说重话，她也没有再解释。
后头她跟她妈说的就都是家常了：她妹妹上个月打的两千回来了没有、村里谁家娶媳妇、她妈的血压药是不是又要吃完了、屋后那块地今年种什么。
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慢慢平下来，跟刚才那句“我不回”不像一个人说的。
说到最后她说了一句。
“妈，我这两天挺忙，我下礼拜日再给你打。”
挂了电话她没有立刻动。
我手里那条毛巾还没收，就那么站在这一头。那边静了有半分钟，只有楼下那条街上过去一辆车。然后她转过身来——她转身的时候看见了我。
我们两个人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站着，中间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板子。
“哥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今天睡得晚。”
“我收东西。”
她把手机攥在手里，站着没走。板子上头那截铁皮反着一点路灯的光，照在她脸上。
“哥，我问你一句话。”她说。
“你问。”
“你要是二十四岁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我把手里那条毛巾搭在栏杆上。
“我二十四岁那年，我在厂里站着。”我说，“一个月三百八，住八个人的宿舍。我那时候想的是下一顿饭，不是五年以后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
“一样。”我说，“你想的不是走不走。你想的是这一步你迈不迈得出去。”
她没说话，把手里的手机在掌心翻了个面。
“你那时候有房吗？”她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你怎么弄的。”
“干活。”我说，“我在厂里干了六年，攒下第一笔，二十八岁把这两间屋接下来。”
“难不难。”
“难。”我说，“难的时候我就想一件事：我从哪儿来的。”
“那张表，你去要那个章。”我说，“天底下求人办事不算丢人，丢人的是该办的事到手里了，因为不好意思没办成。”
她隔着那道板子看了我两秒。
“他要的东西我不给。”她说。
“那是你的事。”我说，“章是他的，表是你的。你把这两样分清楚。”
那边静了一下。她把阳台上的两个衣架收下来，叠在一起，又蹲下去把地上一个纸箱踢到墙角。
“哥，我明天去找他。”她说。
“明天他上班？”
“他礼拜天也在。”她说，“他天天在。”
“你去。”
“我不是去要他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去要盖章。”
她说完进了屋。那边阳台的灯灭了一格，她那间屋的窗帘跟着拉上了。
